三、选举的宪政意义教会选举蕴含着权力制约和民主参与的宪政基本原则。

因为这种缘故，中国人遂通过将具体且单薄的‘家（即‘家庭）进行外化，使中国社会中所有具体且单薄的‘家庭在社会的层面上被构建成一个大的‘家，从而，一方面能保证中国人自己生理或物质上的需求，另一方面能保证中国人家-天下式精神上的需求。[23]萧翰：《论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载《二十一世纪》2012年8月号，第15页。

然而，基于常理，随着一个社会/国家政治实践历史的延展，再纯朴的人民也会吃一截长一智，从而在关涉政治的问题上变得老练，进而，社会/国家对其成员的控制难度会不断加大。（四）当代中国政治缺乏正当性？萧认为：[当代中国]权力来源没有合法性、权力行使缺乏正当性[16]。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奢望，流动性科层制会是应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包治百病式‘灵丹妙药，因为从来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或机制能够让一个社会/国家永葆青春。因而，这不能不说，流动性科层制也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局面尽了力。具体说来，一如前述，流动性的科层制作为中国家国同构这一社会整体性结构的制度性表征，不仅能够保证中国人于修身、齐家方面的生理或物质需求，而且，既能满足中国人于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精神需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中国人于治国、平天下方面的政治情怀。

二、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相——官僚社会？萧将中国社会定性为‘官僚社会（即‘我们所说的科层社会）意味着，萧主要关注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相。[34]参见拙文：《罗尔斯政治秩序观问题：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问题化理论处理》（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12年6月，第142-144页。[23]据许崇德先生回忆，仅在西南边陲的贵州省，就组织了2286次讨论。

他高瞻远瞩，深思熟虑，果断地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对新宪法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国家体制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都及时、明确地提出意见，对这部宪法的制定起了决定性作用。（参见《百年潮》杂志文章：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一）——王汉斌访谈录，2011年第2期，第4页。[29]在54年宪法草案的讨论中，黄炎培说，关于宪法的名词、制度，当然要用功夫，光从名词上来研究就容易犯主观主义，但讨论问题应抓住要点，主要掌握新中国建立四年来的事实，我认为现在的事实，要求有两个，一是要求有个毛主席，二是要求有人民政府。讨论中普遍认为，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是合乎国情，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

全民大讨论还是一个学习和受教育的过程。判断是分析的结果，对哪些意见是正确的意见，哪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意见进行判断并对正确并适当的意见予以采纳。

[31]何香凝委员的意见，在82年宪法序言中得到实现。肖 蔚云先生如是说，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有好多种意见，也遇见许多问题，究竟写些什么，怎么写？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邓小平关于宪法草案的重要讲话并不见之于纷纷扰扰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具体讨论中。党中央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但是，熟悉中国政治体制的人没有谁天真地仅仅把它当做一个建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宁一、孙起孟致信胡乔木说：不少同志听了乔木同志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说明以后，觉得很能解决问题。即便如孙冶方委员给宪法修改委员会写信，建议取消1978年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和国家指导思想的条文，也必得特别强调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肯定无疑的。[30]支持者的理由是，写上中华民国是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应尊重历史。但对于宪法决定者来说，讨论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统一精英的认识并达成共识。

在全部条文140条（指讨论稿，后来正式通过的宪法为138条）中，有83条作了修改。胡乔木作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修改情况的说明。

它出自无数高人之手，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次日，他在审阅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时批示：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我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

[35]参加者并不是要使自己成为决定的一员，而是通过力陈厉害，使自己的观点能够最大限度的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参与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对政府实施‘监督权，有其固定的含义，政协不应拥有这种权限，以不写为好。许崇德和王叔文不禁在心中感叹。改出一稿就给中央书记处送一稿。在随后的讨论中，委员们、专家学者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如何表述这四件大事而热烈展开。[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3、委婉和隐晦的表达——一个表达的艺术讨论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或立场，分歧和认识差异在所难免。（一）讨论——凝聚共识的过程。

事实上在讨论中也有比较激烈的声音，比如，班禅委员的发言，但这只是为数不多的个例。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54年宪法草案的讨论中。

注释:[1] 据参加82年宪法起草工作的王汉斌同志回忆，在起草这部宪法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过8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过5次会议修改，其中3次是逐章逐节逐条讨论修改，并在全民中进行了4个月的讨论，才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胡乔木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后者上，这种侧重应该不单单是胡乔木自己的，而是中央的侧重。

这次全民讨论，有几亿人参加，持续四个月之久，比54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还长了1个月，规模之大、群众热情之高，前所未有。讨论不是开放式的、自由的辩论，而是具有一定的前提预设、隐含一定的先在约束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党的文件精神的学习，对党的领导人的批示的领悟基础上展开的。但是修改委员会热烈讨论的基本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根据宪法修改委员会分组讨论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秘书处对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作了修改。

那么书写历史会导致序言文字冗长的反对意见，实际上并不成立。[11]笔者认为，中国的其他八个党派之所以合称民主党派，首先不是因为这些党派比共产党更具民主色彩，而是这八个党派的存在证明了共产党的民主胸怀。

总之，观察是自己的，结论却是各自的。就整体的观感来说，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草案逐章逐节逐条讨论的内容主要还是关注于措辞的润色和细枝末节的一些内容。

是继续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是搞加盟共和国、联邦制。四件大事，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否认。

再次，秘书处还邀请各方人士参加各种宪法座谈会、讨论会。（二）讨论——民主参与的仪式。[18]参见《百年潮》杂志文章：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一）——王汉斌访谈录，2011年第2期，第10页。作为一个工作性机构，既不需要考虑前述的比例，而且相对于有大量党外人士参加的宪法修改委员会来说，党直接向秘书处下达指令也更加方便和礼貌。

不仅如此，解释的过程不仅仅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驳回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适的意见的方式，更是阐明党的正确主张的一个路径。[8]（二）讨论的组织准备讨论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既是保证讨论有一个正确方向的需要，也是讨论得以深入展开的保障。

意见无论代表多少人，本质上只是供宪法决定者分析的素材。[19]如人民日报社论《全民动员讨论宪法草案》（1982、4、29），光明日报社论《大家都来讨论宪法草案》（1982、4、28），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积极认真讨论宪法修改草案》（1982、4、30），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1982、4、29）。

决议及十二大报告相对于宪法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细节予以观察。[4]胡乔木无疑是中央认可的主持宪法修改的第一人选，但是宪法的起草和党的决议的起草发生了时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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